对中国而言，要指出，中国的现实是不符合这种理论的。中国的社会力量发展还很不均衡。社会力量仍呈现一极的趋势。行政权不是过小，而是过大。因此，中国尚未受过传统税收法定主义的洗礼。没有力量的制衡，就没有平衡观的税收法律关系。没有力量的制衡，行政权的扩张就容易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因此中国还必须补上传统税收法定主义这一课。
卢勇，北京大学法学院02级本科生。
【注释】 刘剑文主编：《税法学》（第二版），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122页；参见萧榕主编：《世界著名法典选编·
宪法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
指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说，参见刘剑文：《税收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9页。
谢怀拭：《西方国家税法中的几个基本原则》，载刘隆亨主编：《以法治税简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刘剑文主编：《税法学》（第二版）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页。
参见刘剑文：《税收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页。
郑勇：《税收法定主义与中国的实践》，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72页。
转引刘剑文：《税收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参见刘剑文：《税收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8—135页。
参见沈岿：《平衡论：一种行政法认知模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0—157页。
参见刘剑文：《税法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页。
参见刘剑文：《税法学》（第二版），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82页。
何兆武：《社会契约论》修订第三版前言，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页。
转引刘剑文：《税法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10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