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夫：《浅析证人拒证的心理原因及对策》，中国法院网，2004年4月6日。
相关文章参见姜发根：《关于建立强制证人制度的思考》，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判解》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牟军：《证人拒证行为的刑事立法及对策探讨》，载《现代法学》2000年第3期。关于增设拒证罪的理论建议，可以参看罗志坚：《建议增设拒不作证罪》，载《江西法学》1988年第2期；袁春：《
刑法应增加证人拒绝作证罪》，载《法学评论》1988年第3期；赵秉志主编：《妨害司法活动罪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24-540页。
丹波：《刑事诉讼，证人缘何难出庭》，《人民法院报》2001年3月29日报道。
“法制日报”(www.legaldaily.com.cn/bm/2004-06/10/content_105778.htm)，2004年10月16日访问。
古代西方和东方都有“亲不为证”的容隐制，这是亲属特免权的历史源头。不过，容隐制严格来说并不是特免权，只有从作证不适格性转移到拒绝作证权利时，才成为特免权制度。具体参见第五章第一节。
详见何家弘主编：《证人制度研究》，第一章至第十章由笔者撰稿，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其中第九章对于特免权制度有比较粗略的研究。
笔者在国家图书馆得到的外文专著有：John William Gergacz, Attorney-Corporate Client
Privilege, Garland Law Publishing Inc.(1987); Jonathan Auburn, Legal
Professional Privilege: Law and Theory, Hart publishing (2000); John
William Gergacz, Attorney-Corporate Client Privilege, Garland Law
Publishing Inc.(1987); Jonathan Auburn, Legal Professional Privilege: Law
and Theory, Hart publishing(2000); R. H. Helmholz, The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Its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7) 等。
有关成果可以参看周荣：《证据法要论》，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74－85页；郭卫：《刑事诉讼法论》，上海法学编译社1946年版，第140－141页。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藏。立法参见民国时期的诉讼法。
胡锡庆主编：《诉讼证据学通论》，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