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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由和法律
必须指出，哈氏所讲的法律有其特定含义，与目前一般人理解的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不是一回事。混淆了这一点，我们既无法理解哈氏关于法律与自由的关系，也无法理解他的法律理论和全部理论。
哈氏是在明确区分法律和命令的基础上来揭示法律与自由的关系的。在他看来，“法律只能是那种抽象且一般意义上的规则”，即“实质意义的法律”或“法治的法律”；经由立法而制定的是“给予当局以权力”的命令。与命令不同，法律不仅在于它未必预先设定发布此项规则的人，而且在于其一般且抽象的性质决定了它只提供额外信息，供行动者在决策时加以考虑。所以，在氏看来，法律具有三种属性：一是长期性，指涉的是未知的情形，其效力是前涉性的，而不是溯及既往的。二是公知性和确定性，指法院的判决是可以预见的，并以绝不诉诸法院的纠纷为评估尺度。这是自由社会得以顺利运行的基本条件。三是平等性，既要求国家对他人实施法律，也要求国家根据同一法律行事，即国家与任何私人一样，都受到同样的限制。
根据邓正来的研究，哈氏眼中的法治就是政府除非实行众所周知的规则以外，不得对个人实施强制，它构成了对政府机构一切权力的限制，当然也包括对立法机构的限制。因此，法治的含义也不止于宪政，因为它还要求所有的法律符合一定的原则。从法治乃是对一切立法的限制这个事实出发，其逻辑结果是，法治本身是一种绝不同于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那种意义上的法（第294页）。
以上的分析表明，法律毫无例外地适用于所有的人，包括制定规则的人，任何人都没有权力赋予例外，其“工具性”在于，当人们遵从法律时，是在追求自己的目的，而非立法者的目的，是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而不是服从他人的意志，因而是一个自由人。因此，法治是一种“元法律原则”或“政治理想”（P。295）。“只有在自由主义时代，法治才被有意识地加以发展，并且是自由主义时代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不仅是自由的保障，而且也是自由在法律上的表现”（1997）。由此可见，哈氏的法是法治之法，哈氏的治是自由之治。所以，哈氏的法律观乃“自由之基础的法律”观，他的自由观乃“法治下的自由”观，他的政治观乃“保护自由的法治”观（张曙光，1999）。
5，自由和正义
应当指出，哈氏明确区分了正义和“社会正义”，并通过对“社会正义”的批判阐明了自由主义的正义观。这是理解哈氏理论必须明确的，也是邓正来坚持的学习哈氏的正确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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