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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严复外，在对其他自由主义者的评价中也有类似的观点。胡伟希认为，自由主义不仅在严复那里被作为救亡图存的工具，“以后整个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轨迹亦如此”48。陈先初在对“修正的民主政治”的研究中提出，张君劢的“政治设计力图从理论上解决自由与权力的平衡问题，同时通过加强政府的权力以适应民族主义的需要。然而在现有体制内，张的目的不仅无法达到，相反，其偏于一端的权力主义倾向极有可能成为论证现存政权的借口。结果是，民族主义无法实现，民主、自由的价值也必然丧失。”49顾昕则在概括“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与西方个人自由的观念存在的某些出入时讲到：“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尽管也承认个人主义的诸价值，但他们心灵深处把这些价值与民族主义联系，在他们眼里，这些价值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它们促使形成一种人格或能力，而这种人格或能力正是促使西方文明取得飞速进步的核心所在，中国为了御侮图强，必须学习西方，因而也必须接受这些价值。个人自由在这里不知不觉成为一种手段。”
另一种观点则承认自由在自由主义者那里并不仅仅是工具，自由与富强、个体与群体之间是可以相互兼顾达至平衡的。张灏在讨论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时认为，梁启超虽然不是在个人幸福上而是在国家利益里讨论自由，但他却把“民族主义与民主化”、“参与的自由与国家独立的自由”看作是不可分离的“同一硬币的正反两面”。梁启超试图“在集体主义的构架里与西方的自由主义理想妥协”50。许纪霖也认为《新民说》时期梁启超的“群”的理想乃是一个以政治美德为中心，国民信仰为纽带的政治伦理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中，个人与社会，公与私都处于互动﹑和谐的关系中。梁启超将自由主义的若干基本理念融入到民族主义的叙事脉络中加以论述，代表了一种中国儒家式的自由民族主义。51黄克武认为严复对个人价值的肯定是建立在群己平衡的基础上的，在他那里，“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可以携手并进而不相冲突。”52罗志田的《胡适世界主义思想中的民族主义关怀》认为在自由主义者胡适的思想中一直保留着对民族主义的几分关怀：“胡适民族主义的情绪终其生并不稍减，只是隐与显的问题。”53另有研究者则指出在严复、梁启超等人的有关论述中本身即存在矛盾，不过，这些矛盾“从一方面看反映出在近代中国欲将自由确立为‘体’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从另一方面看，也正是在这些看似矛盾的思想体系中，才为个人自由留出一定的空间，并使这些人获得自由主义者的称号”54。
关于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问题，美国学者格里德的分析迄今依然称得上是最精辟的，他认为：“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那时正处在混乱之中，而自由主义所需要的是秩序。自由主义的失败是因为，自由主义所假定应当存在的共同价值标准在中国却不存在，而自由主义又不能提供任何可以产生这类价值准则的手段。它的失败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由武力来塑造的，而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人应靠理性来生活。简言之，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乃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淹没在暴力和革命之中的，而自由主义则不能为暴力与革命的重大问题提供什么答案。”55环境之于自由主义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是研究者一致认同的，在这个基础上，一些研究者还尝试着从更广泛的领域或角度解释导致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失败的原因，如汪秀枝的《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失败的民族心理原因》认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广泛流行的、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心理因素如求同斥异心理、狭隘平等心理、重情轻法心理、怕官拜官心理、重义轻利心理等或与自由主义的主张相反，或难以与自由主义的主张相容，它们都对自由主义起着抵制作用。”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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