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与协调-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再次，从法的价值上说，法的价值具有多元性。个人信息的隐私与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的信息知悉愿望都是可以借助法律以权利加以保护和促进的美好的目的价值。由于法的价值反映着法律的创制和实施宗旨，同时权利主体基于对自己所享有的权利载负的利益价值判断的不同而产生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
　　四、隐私权与知情权冲突的协调
　　本人在对隐私权和知情权冲突形态表现和原因综合分析后，认为我国须顺应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和保护人权的世界潮流，在马克思主义立法方法的指导下明确立法，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隐私权和知情权保护体系。面对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法律须依据某些价值判断标准和原则做出选择来予以平衡，本文针对不同的权利主体间冲突的表现形式进行协调：
　　（一）知情权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隐私权之间冲突的协调
　　处理这类知情权与隐私权冲突各国的法学家基本上达成了一种共识，都采用社会政治及公共利益原则来协调即社会公共利益优先原则。个人隐私原则上受法律保护，但如果涉及社会政治利益及公共利益与知情权相冲突时，应采用社会公共利益优先原则，保护知情权。社会政治及公共利益原则并不是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隐私权的剥夺或限制，而是为了保障社会政治和公共利益，牺牲个人部分隐私权。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隐私有一部分是与公共利益相联系的，因此，对于这部分隐私，为了社会政治及公共利益的需要，我们不得不对其加以限制。毕竟，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公共事务负有特别的责任，要求他们的行为保持一定的“透明度”以接受公众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但是，这并不是说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就没有隐私可言了，在不涉及公共利益的个人隐私依然神圣不可侵犯。
　　（二）私权利范畴知情权与隐私权保冲突的协调
　　１．自然人隐私权与其他主体社会知情权之冲突的协调
　　大多数学者认为公众人物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他们所从事的活动一般都与公众的生活相关，公众对这些新闻的关注是人类的一种健康的欲望，因此，应在利益平衡的前提下，对名人隐私权进行适当的限制。即一方面应保护公众人物那些与社会完全无关的隐私（如夫妻两性生活，通信秘密），另一方面，应对其私生活中与社会有关的那部分隐私加以适当的限制，“他们在得到这些平常人难以得到的待遇时，也就应当有所付出，这样方显公平合理，”③也可以说是一种利益的交换。这种把人格视为交换和所谓公平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这是中国几千年来仇富劣根性对现代法治的冲击。不能说某人的待遇不同于普通人，那么他的合法权益就要受到限制，甚至是被剥夺。“也就应当有所付出”也应当是劳动、时间或其他方面的付出而不是法定之权利。我并不否认这种欲望具有一定的健康性，但法律并不是多数人欲望的决定，而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不能说因为多数人想知道他人的隐私，我们的法律就放任或者支持这种行为。同样的道理，社会之多数人希望拥有更多的财富，但法律并不允许这些“欲望者”窃取他人财产。因为公众人物之所以被人关注是在于其某一方面（如音乐、体育）的特长，而其隐私不存在公共利益的情形。所以对公众人物的隐私应当以其自愿为人知所限(事实恰是公众人物往往自愿公开其部分隐私已满足公众的“知欲”。)偶然性公众人物的隐私就更应当受到自愿所限制，因其之所以被知完全由于被动。